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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三星堆文化宏阔的古城、灿烂的青铜制品群、滥觞的文字、伟大的艺术以及盛大的礼仪中心等物质文明后面，蕴涵着古蜀文明本质性、结构性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质，体现了三星堆文明的神权政体性质。作为号令西南夷的象征性符号，三星堆文化的象牙祭祀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三星堆丝绸痕迹和丝蛋白的发现，为历史文献所记蜀山氏、蚕丛氏，以及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衣着的锦绣华服，乃至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证据。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 神权 象牙 丝绸 交流
一、金杖与雕像：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
关于三星堆埋藏器物的坑，总的看来，坑内所瘗埋之物多属祭祀之物，但其中存在性质和功能等区别。如，其中有的是祭器，有的是祭品，有的是供奉于神庙中被人用作崇奉之物，有的则是先祖神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其中还有不同族群之别，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从坑内器物的种类等情况看，坑的性质也应有所区别，有的坑瘗埋象牙，有的没有；有的坑出土大量青铜制品，有的坑出土大量黄金制品，有的坑则发现建筑构件材料，如此等等，都显示了其间的区别。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几个坑的性质都不能一概而论，至少目前不能定论。从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制品群和黄金制品群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分析，可以说表现了三星堆古蜀文明“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其物质形态的表象是宗教性的大型祭祀活动，其深刻内涵则是“神统”与“君统”相结合的神权政体与文明，或曰神权政治文明。笔者最早于1989年提出三星堆文化的神权性质和政体问题，继后又对此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讨论。
此次三星堆发掘成果令人振奋，既出土大量与1、2号坑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又发现不少前所未见的器物。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所以目前还不能对三星堆的新发现做进一步推论。不过根据已有的发现，可以说，至少从对4号坑的年代测定，明确了此坑的年代。因4号坑的出土物与1号坑近似，可以认为1号坑的年代与之相近，或1号和4号坑可以形成配对，二者均属商代晚期，而3号坑也有可能与2号坑配对，这就意味着，1号坑和4号坑早于2号坑和3号坑。另外的5、6、7、8号坑是否也能相互配对，或分别与1号和2号坑配对，目前尚无定论。虽然除4号坑外，新发掘的其他5个坑的年代测定数据目前还未公布，但从坑的布局、出土物、打破关系以及其他有关现象来看，其间应有一定的时间差距，有待于年代测定结果的公布才能确定。不过，仅就目前的情况看，三星堆的几个祭祀坑并不都是同时下埋的，其间有着早晚之别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情况似可说明以下两点：第一，它们可能是不同代际（世次）祭祀行为过程的记录，显示了不同代际（或世次）的祭祀行为、祭祀方式或祭祀对象的行为过程以及其间的差别；第二，1号坑与2号坑的下埋时间相隔一百余年，这显然意味着三星堆的统治者一直延续着以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器、象牙、丝绸等贵重之物进行祭祀的传统。这些祭祀制品群的性质有所不同，其中的青铜人像群应是表现统治者集团的群像，2号坑的青铜大立人像应是统治者集团的领袖塑像，不过这些青铜人像可能并不是表现当世的统治者及其集团，而可能是其先公先王集团的群像，他们原本应是置于神庙内用于当政的统治者对其先公先王及其统治者集团进行崇祀的群像。
二、青铜雕人物像群：神权的功能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它们的服式、冠式、发式各异，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它们所展示出来的图景是，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级的人物像群，用以象征古蜀王国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现实情况，展现出三星堆神权政体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强大统治。从三星堆文化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可以揭示出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表现出的深刻内涵。
商代三星堆文化浓厚的宗教气氛，把蜀王国装点成为一个神秘王国，这是强权宗教化的典型例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批青铜制品、贝币、象牙等，是古蜀的神权政体控制了西南地区的战略性资源和贸易路线的反映。
在商代中晚期之前，古蜀地区未见如此宏阔而洋洋大观的文明成果，它们应是商代中晚期古蜀王国向西南夷地区大力开发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料，据铅同位素测试，来源于云南。三星堆青铜器的锡料，也应来源于云南，因为蜀地无锡矿。三星堆青铜器多含有微量磷元素，这是古蜀文化青铜器的传统合金特征，与中原全然不同，却与云南青铜器极为相似，表明三星堆青铜器所用铜矿原料，也与铜矿石藏量极为丰富的云南有关。三星堆发现的成千枚海贝，其中的白色齿贝与云南历年所出的相同，云南齿贝来源于印度洋，三星堆白色齿贝也不能不来源于印度洋，因为这种齿贝为印度洋所独产，并非南海产品。三星堆出土的象牙，鉴定为亚洲象的牙。亚洲象原产印度，在印、缅和中国云南最多。古蜀地区上古可能有大象，却无大批成群大象活动的记载，而三星堆仅两个祭祀坑就出土了整象牙六七十支，在1997年和2021年发现的祭祀坑中又有大量发现。如此之多的象牙，不可能取之于成都平原本土，应与滇、缅、印地区有关。以这些资料结合古代印度地区包括印度洋沿岸地区以白色齿贝为货币，而云南直到清代还大量使用这种贝币的情况分析，三星堆神权政体必定是控制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内外贸易路线，控制了西南夷地区的矿产资源，从而才可能为它辉煌青铜文明的出现奠定下丰厚的物质基础。
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西南地区发现直接为古蜀人所征服的考古遗迹，不过古代文献曾记载了蜀人两度大批南迁的史例，一为蜀王后代，一为蜀王子安阳王，并且考古学上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先秦古蜀青铜文化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可以表明古代蜀国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方国瑜先生在谈到古代蜀国与西南夷的关系时也说，西南夷是古蜀国的附庸。可以看出，古蜀对西南夷的控制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观念和技术的直接传播来影响西南夷各族，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权来统治西南夷各族，至少也是以强权作为强大后盾和暴力制裁的威慑力量的。
为了达到长久控制西南夷地区战略资源的目的，蜀王采取了使强权统治转化为宗教统治的策略，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三星堆古蜀王国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群巫的各式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次的人物像群，就体现了它对于西南夷所实施的“柔远能迩”政策的战略意图。而这一人物像群实际上表现出了一个庞大宗教集团的组织结构，通过把西南各族群巫的青铜人头像即各族君长的头像按一定程序加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将各地各族的宗教组织到古蜀的宗教体系当中，并使它们成为次级宗教。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宣称自己是西南夷各族宗教神权的总代表，另一方面又博得了西南夷各族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并在这个基础上使自己对西南夷的控制合法化。三星堆1号坑与2号坑在年代上相差百年以上，但两坑所出青铜人头像在衣、冠、发式上基本一脉相承，说明蜀对西南夷的控制是长久的，同时说明这个宗教集团的组织结构是稳定的，并且在一个时期中还有新的发展和扩充。
既然三星堆青铜雕像群表现了一个宗教化了的政治集团的大型礼仪活动，那么其内容丰富的各种礼仪形式就必然是为各地各族所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三星堆古蜀都城既是这样一个跨地域、跨民族的大型礼仪中心，那么它的强大凝聚力就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强权来维持，它对各地各族必须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中心，二是提供军事保护，三是通过蜀的转介，同中原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还，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器的部分矿料来自云南，看来就是通过蜀为中介从云南获取的，这也是蜀人控制了西南夷地区与中原之间贸易路线的证据。
由此看来，蜀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是各族之长而不是各族之君的关系，是群巫之长而不是群巫之君的关系，正如商王室是天下方国之长而非天下方国之君一样。
三、青铜神树：“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已修复3株，即1号神树、2号神树和3号神树。其中，1号神树高达3.95米，树干有三层九枝，各枝顶端站一欲飞的立鸟，树干有一条头向下的飞龙；2号神树座上铸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副虔诚的神树守卫者形象；3号神树的树枝包裹着金皮，果实柄部包卷着金箔，是一株典型的金枝，树枝顶端有两只人面鸟身的立鸟。不难知道，它们就是供奉在古蜀“天地之中”，供古蜀众帝“上天还下”的神树。
青铜神树上，有茂盛如锦的枝、叶、花卉、果实，还有飞禽、飞龙、铃等挂饰。从它们的形态看，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是古代著名的神树。《山海经·海内南经》这样说到“建木”：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其名曰建木。
《山海经·海内经》对“建木”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郭璞注释“建木”道：
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
建木所在及其功能，《淮南子·地形》说道：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高诱注释道：
众帝之从都广山上天还下，故曰上下。
高注于义虽然得之，但说“从都广山”则未达一间。众帝上天还下，是经由“建木”这种神树，而不是经由都广山上下，既然建木是众帝往返于天地之间的神树，那么它显然也就是登天之梯了，是天人之际的通道。都广在何处呢?《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这个都广之野，不仅名称与《淮南子·地形》所记载相同，而且草木亦合于《海内南经》等的记载。文中所说“都广”，《后汉书·张衡传》注、《史记·周本纪》集解等均引作“广都”，可见实为“广都”的倒文。杨慎《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从诸史《地理志》可见，广都正是在成都平原，为今成都市双流区境。这就是说，古籍中所载“众帝上天还下”的建木，就在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故土。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中部，出土的青铜神树在形态上大体与文献所说“建木”相合，而且因为用铜制成，枝叶中有铜制的铃，所以能够“呼而不响”。又因神树置于高高的庙堂之内，即使日当午时，也能够“日中无影”。并且，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又被称为“天地之中”。可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极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也就是蜀人的天梯。
《淮南子·地形》说众帝在都广建木上下于天地之间，这“众帝”便是古蜀王国的君长兼大巫师，即蜀国的神权政治领袖。
“帝”字在汉语古文字中有特殊意义。帝原本是一个祭名，后来演变成为天人之际的主神，殷卜辞中有“帝使风”“帝令雨”等辞例，表明帝凌驾于诸神之上的崇高地位。帝虽然不是被中原视为“左言”的蜀语，但《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是用汉人的语言文字记录的蜀人关于主神的概念。至于帝在蜀语中的音读，由于蜀语早已消失，无从稽考。
从《淮南子·地形训》来看，古蜀国的帝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基本功能是“替天行道”，为天神代言。而天神基本上是一个虚拟，既无实体，又无形象，只有意志，虽然神力无边，却须通过帝来传达意志。因此，在实际的宗教生活中，帝才是最重要的角色。由于这样，蜀王才借助于法器（神杖），施展法术（各种仪式），使自己扮演起帝的角色，俨然而成神权政治领袖。
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被称为“天地之中”，而青铜神树就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神树上的飞龙，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人面立鸟，则意味着神人借助于神鸟可以登天。在古蜀人的诸神当中，惟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高踞于群神之上。由于三星堆祭祀坑群的下埋年代不同，意味着三星堆不同的祭祀坑代表着不同的代系，而每一代都有各自高于群神的帝，故而所谓“众帝”，实为历代“帝”的总称。而帝与群神的关系，犹如众星拱月，是主神与群神的统率关系。这种关系，带有“神统”的结构特点，它是人世间“君统”结构的反映，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这个神统，又与三星堆青铜像中青铜大立人与其他雕像所形成的主从结构特点相一致，体现出三星堆宗教神权深刻、丰富和神秘的社会功能。
三星堆文化以青铜雕像群来体现和展示宗教神权的社会功能，这一图景为中国古代史上所仅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四、象牙：古蜀王国的祭祀礼仪
祭祀是某种结构的表现形式，不能把祭祀看作文化的本质。三星堆文化最令人惊异的是埋藏着大量青铜制品、黄金制品、象牙、玉石器、海贝等的祭祀坑。关于青铜制品的问题，本文已在前面讨论，下面讨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象牙，包括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关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来源问题，本文不拟讨论，本文关注的是象牙祭祀的文化内涵，为什么要用象牙作为不可或缺的祭祀仪式，象牙在祭祀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等问题。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80支象牙、120颗象牙珠等，其后在仁胜村墓地又出土象牙。2001年以来，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100余支象牙，同出有不少象臼齿，还出土大量由整支象牙切割成的短节象牙柱，以及象牙段、象牙片、象牙珠等。在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内的一件玉璋上，还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据《川观新闻》2021年3月21日报道，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的6座祭祀坑中，其中的三号、四号、七号坑都暴露出大量象牙，仅3号坑就已探明有120多根象牙。这些现象说明，商周时期，在古蜀文明神权政治中心的大型祭祀礼仪中，象牙祭祀盛极一时。
（一）祭祀形式
古蜀象牙祭祀有不同的形式，其中最盛大的是将若干整支象牙经“燎祭”后有序地铺陈在用于专门瘗埋祭祀典礼用品土坑内各种器物的最上层，其下为金、铜、玉器等物，三星堆1号坑、2号坑即是如此，而成都市金沙遗址11号、10号遗迹也是如此，但金沙遗址的象牙没有经过焚烧。这种现象意味着，古蜀的象牙祭祀，不论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有着固定的、程序化的规则和定制。进一步分析，透过这种固定的、程序化的规则和定制，可以看出三星堆政体和金沙政体具有共同的祭祀对象与内容，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连续性关系，而这种连续性所包含的垂直关系和平面关系两个层面，将会对于我们深入分析三星堆与金沙的各种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解。
（二）象牙祭祀的意蕴
再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K2②:149、150），它的双脚立于一方形青铜座上，而方形座的中部（座腿）是由四个卷鼻的象头组成的。这个象头座，应与立人手握之物有着密切关联。以此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分析，当可以再次证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所执之物是象牙，而不是玉琮。并且可以进一步说明，只有蜀王才有权力执整支象牙进行祭祀。我们已经指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象征，这个最高权力，是对古蜀族群及其王国而言。而蜀王手执象牙进行祭祀，则是古蜀王国政治与文化势力范围内各个地方性族群之长共奉蜀王为共同首领的象征。
至于为什么古蜀文明在祭祀仪式上如此重视象牙，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西南的生态条件中找到答案。古代中国西南地区至东南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地区，气候条件和生态条件适合大象的生存，是富产大象的地区，至今而然。在印度河文明的摩亨佐·达罗遗址，曾出土不少象牙制品，说明从最早文明的开始，人们就把象牙作为珍品。三星堆和金沙的情况同样如此，都是把象牙作为珍品来看待的。大象以其体量和性情等特点，成为这个区域内各个族群共同的崇拜和敬畏之物，而以象牙尤为珍贵。由于西南夷多以象牙为珍品，所以象牙在西南夷地区被各族奉为共同崇拜之物，并以此在文化上取得认同。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同时在蜀王作为西南夷地区各族之长的政治背景中，蜀王手执整支象牙，就意味着他取得了西南夷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手握了号令西南夷各族的权力。因此象牙被赋予了西南夷各族之长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成为号令西南夷各族权力的象征物。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众多发式各不相同的青铜人头雕像，是西南夷各族君长的象征，它们与青铜大立人的关系，正是蜀王与其文化和政治扩张所及地区的西南夷各地君长之间的主从关系。这种情形，与西周天子执髦牛尾以君临天下的现象及其文化和政治内涵有些类似，也与春秋五霸执牛耳以主中原诸夏会盟的现象。有着表现形式上的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文明中国王手执权杖的情形相似。可见，王者手握权力的象征物，这是世界早期文明史上各地文明古国的普遍现象，只是各文明古国王权象征物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三）象牙祭祀的内涵
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玉璋所刻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应是一幅写实之作，有可能刻画的是蜀王举行祭祀仪式时的跪祭形像，但也有可能不是蜀王跪祭，而是蜀人肩扛象牙前行即搬运象牙的形象刻画，这一类例子在古代近东文明的雕像中常常可以见到。
将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玉璋上所刻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图案，联系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牙璋上所刻祭山图图案，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图案、神坛以及神殿立雕等分析，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在艺术形式尤其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盛行具有连续、成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图案，并以这些连续、成组的图案来表达其丰富而连续的精神世界，包括哲学思想、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如果把这些图案分类进行整理，并加以综合研究，以分析古蜀文明的艺术形式及其文化内涵，将是很有意义的。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与同一时期中原玉器和青铜器图案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涵有很大不同，而与近东文明艺术形式的某些方面有着表现手法上的相似性。这种情形，当可以再次证实古蜀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关系。商周时期古蜀文明这种富于形象思维的文化特征，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凝为传统，成为蜀人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商周时期古蜀文明有关文化和政治内涵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手法，则在后来的滇文化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继承、发扬和创新。
（四）象牙祭祀的衰落
从迄今为止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古蜀的象牙祭祀仅在商代晚期到商周之际的三星堆和金沙盛极一时，在三星堆1号、2号坑之前即殷墟时期以前，以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和西周中期文化层之后的时期，还没有发现古蜀盛行象牙祭祀的考古学迹象。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揭示出这样的结构关系：在族群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主体族群，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一个族群或亚族群；在政治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政治单位，是三星堆高级政体即以鱼凫王为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古蜀王国内的一个次级政体。
春秋中叶以后，金沙遗址大大衰落，直到战国时期开明王朝定都成都，成都才再度繁荣，出现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葬墓地。从年代关系上看，商业街大型船棺葬墓地应与开明王有关，当为开明氏王族的墓地，而与春秋以前的历代古蜀王无关，并且其文化内涵也与金沙遗址不同，这就意味着金沙遗址是战国时期开明王以前的古蜀王国的遗存。但金沙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其主体为商周之际到春秋中叶，文化面貌大致上是有所传承而又有所演变的。与文献所记载的古蜀史迹相对照，商代晚期至商周之际的古蜀王是鱼凫王，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的古蜀王是杜宇，这一古蜀王朝的序列与金沙遗址的考古文化内涵大致上是相互吻合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其实并不是三星堆文化衰亡后迁徙而来所留下的文化遗存，而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的文化延续。换句话说，在作为商代古蜀王国首位城市的三星堆古蜀王都衰亡后，作为古蜀王国次级中心城市的金沙政体并没有同时消亡，它仍然在连续发展中延续着三星堆文化的余脉，但为时不长，就被杜宇彻底灭亡。所以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面貌与商周之际相比已发生了变化，而商周之际鱼凫王朝所盛行的象牙祭祀虽在西周早期有所延续，但西周中叶以后最终予以废止，消失不存，其原因当在于此。
五、丝绸的发现：蜀山氏、蚕丛氏、南丝路新证据
2019年以来三星堆丝绸痕迹和丝蛋白的发现，为历史文献所记蜀山氏、蚕丛氏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证据，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重要起源地和主要原产地，尤其是成都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就有嫘祖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起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代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繁缛的花纹，它的冠、服所表现的是蜀锦和蜀绣。2021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继首次发现丝蛋白后，又在八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残片上发现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尺寸为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研究团队在对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坑的纺织品残留做了排查，在放大30—200倍后，发现13种器类、40多件器物上都有丝织品残留，还在其中的青铜蛇上的残留发现了平纹之外的斜纹。这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不但三星堆的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已普遍存在，丝织工业达到很高水平，而且丝绸已经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同时还表明丝织业已是三星堆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成都交通巷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的蜀式青铜戈，内部纹饰图案以一身作屈曲蠕动状的家蚕为中心，四周分布一圈小圆点，象征蚕沙或桑叶，左侧横一桑树，蚕上部有表示伐桑所用的斧形工具符号。在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发掘的西周前期古蜀人弓鱼氏的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提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持续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战国时，蜀锦就已蜚声国内，销往各地，考古发掘中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等地楚墓中出土的精美织锦，就是成都生产的蜀锦，并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成都百花潭10号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铜壶上刻有采桑图，桑树分为大小两种，可能意味着已有野生桑树和培植桑树之别。这些图像都充分表现出古蜀蚕桑业的成熟性和兴旺发达。
2012—201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发掘的西汉2号墓内，出土4部蜀锦提花机模型，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其先进性独步于当时的中国纺织界，而其纺织技术应该是承先秦蜀锦而来。这对研究蜀锦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三星堆丝绸的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历代史籍均记载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称颂嫘祖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黄帝嫘祖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子女，嫘祖氏族与岷江上游蜀山氏（今四川茂县叠溪）通婚，促成了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由蜀山氏演变为蚕丛氏，从而引发了古蜀丝绸的起源和演进，在中国蚕桑丝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名称的变化表明，两者关系是前后相续的发展演变关系，也是生物学上的遗传变异关系，包含并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交替。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的转变，初步完成了蚕桑、丝绸的早期起源阶段，进入发展、传播的新阶段。其后，随着蚕丛氏从蜀山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推动了古蜀蚕桑和丝绸业的兴起和演进，成为中国蚕桑、丝绸业的主要原产地和丝绸生产基地之一。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冠冕和衣着所表现的蜀锦、蜀绣，以及新近发现的丝绸痕迹、丝蛋白、丝绸残片和数十件青铜器碎片上的丝绸残留物，可以说从一个重要方面证实了这种推想，并且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奥地利大学考古队在古埃及的一座金字塔内的一具木乃伊头发上发现来自中国的丝绸，年代约为公元前11世纪。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块中国丝绸的来源地究竟为何处，也不清楚它是间接传播的产物还是直接传播的产物，但无疑来自于中国。
虽然，在同一时期的中亚出现过中国商文化的一些因素，但是在西亚和南亚却几乎没有发现这一时期商文化的影响痕迹，倒是在中国西南古蜀文明地区却出现了印度古文明和近东古文明的因素，包括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发现的黄金面罩、黄金权杖和青铜人物雕像以及大量表现眼睛传播的各式青铜眼睛等文化因素。如果我们把在古埃及金字塔内发现的中国丝绸，与在中国四川三星堆文化中发现的丝绸及其与近东和印度的古文明因素相互联系起来看，是否反映了两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和丝绸的传播呢？
六、交流与互鉴
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与中原、长江中下游文明以及欧亚古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深刻内涵。三星堆青铜文化的许多因素采借于中原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文化，其中一些文化因素的来源还显示出与近东和印度古文明有采借和互动关系，同时三星堆文化也向周边区域做强劲辐射。博采中外文明的优秀因素，兼包并容的气度和走向世界的视野，铸成三星堆特色独具的高度发展的文明样态。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与同一时期中原文化相比，古蜀不论在青铜合金技术、青铜器形制还是青铜器组合等方面都自成体系，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着自身青铜文化的发展演变序列和进程，但作为中国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域文化，古蜀青铜文化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许多礼器如青铜尊、青铜罍、玉戈等就直接仿制于中原青铜器，即令是特有的青铜人物雕像，其衣着上的纹饰也多来源于中原文化，打上了中原文化的深刻烙印，表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吸引和影响。
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主体是大型青铜雕像群和黄金面罩、金杖，这是为中原文化所无而为三星堆文化所特有的，因此其文化来源应与中原文化无关，却与西亚近东文明有文化采借关系，而超过4000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则显示了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既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又与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共性，使它得以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中原和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使其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充分表明了交流、互动和互鉴对于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至于进一步的研究，也还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才能从不同视角展现三星堆文明的全貌，以及对隐藏其后的关于政治结构、神权组织、宗教、意识形态、文化发展、演进、动力等等进行深刻阐释。
段渝| 三星堆：神权文明的内涵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段渝| 三星堆：神权文明的内涵
提
要
在三星堆文化宏阔的古城、灿烂的青铜制品群、滥觞的文字、伟大的艺术以及盛大的礼仪中心等物质文明后面，蕴涵着古蜀文明本质性、结构性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质，体现了三星堆文明的神权政体性质。作为号令西南夷的象征性符号，三星堆文化的象牙祭祀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三星堆丝绸痕迹和丝蛋白的发现，为历史文献所记蜀山氏、蚕丛氏，以及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衣着的锦绣华服，乃至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证据。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 神权 象牙 丝绸 交流
一、金杖与雕像：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
关于三星堆埋藏器物的坑，总的看来，坑内所瘗埋之物多属祭祀之物，但其中存在性质和功能等区别。如，其中有的是祭器，有的是祭品，有的是供奉于神庙中被人用作崇奉之物，有的则是先祖神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其中还有不同族群之别，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从坑内器物的种类等情况看，坑的性质也应有所区别，有的坑瘗埋象牙，有的没有；有的坑出土大量青铜制品，有的坑出土大量黄金制品，有的坑则发现建筑构件材料，如此等等，都显示了其间的区别。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几个坑的性质都不能一概而论，至少目前不能定论。从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制品群和黄金制品群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分析，可以说表现了三星堆古蜀文明“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其物质形态的表象是宗教性的大型祭祀活动，其深刻内涵则是“神统”与“君统”相结合的神权政体与文明，或曰神权政治文明。笔者最早于1989年提出三星堆文化的神权性质和政体问题，继后又对此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讨论。
此次三星堆发掘成果令人振奋，既出土大量与1、2号坑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又发现不少前所未见的器物。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所以目前还不能对三星堆的新发现做进一步推论。不过根据已有的发现，可以说，至少从对4号坑的年代测定，明确了此坑的年代。因4号坑的出土物与1号坑近似，可以认为1号坑的年代与之相近，或1号和4号坑可以形成配对，二者均属商代晚期，而3号坑也有可能与2号坑配对，这就意味着，1号坑和4号坑早于2号坑和3号坑。另外的5、6、7、8号坑是否也能相互配对，或分别与1号和2号坑配对，目前尚无定论。虽然除4号坑外，新发掘的其他5个坑的年代测定数据目前还未公布，但从坑的布局、出土物、打破关系以及其他有关现象来看，其间应有一定的时间差距，有待于年代测定结果的公布才能确定。不过，仅就目前的情况看，三星堆的几个祭祀坑并不都是同时下埋的，其间有着早晚之别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情况似可说明以下两点：第一，它们可能是不同代际（世次）祭祀行为过程的记录，显示了不同代际（或世次）的祭祀行为、祭祀方式或祭祀对象的行为过程以及其间的差别；第二，1号坑与2号坑的下埋时间相隔一百余年，这显然意味着三星堆的统治者一直延续着以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器、象牙、丝绸等贵重之物进行祭祀的传统。这些祭祀制品群的性质有所不同，其中的青铜人像群应是表现统治者集团的群像，2号坑的青铜大立人像应是统治者集团的领袖塑像，不过这些青铜人像可能并不是表现当世的统治者及其集团，而可能是其先公先王集团的群像，他们原本应是置于神庙内用于当政的统治者对其先公先王及其统治者集团进行崇祀的群像。
二、青铜雕人物像群：神权的功能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它们的服式、冠式、发式各异，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它们所展示出来的图景是，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级的人物像群，用以象征古蜀王国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现实情况，展现出三星堆神权政体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强大统治。从三星堆文化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可以揭示出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表现出的深刻内涵。
商代三星堆文化浓厚的宗教气氛，把蜀王国装点成为一个神秘王国，这是强权宗教化的典型例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批青铜制品、贝币、象牙等，是古蜀的神权政体控制了西南地区的战略性资源和贸易路线的反映。
在商代中晚期之前，古蜀地区未见如此宏阔而洋洋大观的文明成果，它们应是商代中晚期古蜀王国向西南夷地区大力开发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料，据铅同位素测试，来源于云南。三星堆青铜器的锡料，也应来源于云南，因为蜀地无锡矿。三星堆青铜器多含有微量磷元素，这是古蜀文化青铜器的传统合金特征，与中原全然不同，却与云南青铜器极为相似，表明三星堆青铜器所用铜矿原料，也与铜矿石藏量极为丰富的云南有关。三星堆发现的成千枚海贝，其中的白色齿贝与云南历年所出的相同，云南齿贝来源于印度洋，三星堆白色齿贝也不能不来源于印度洋，因为这种齿贝为印度洋所独产，并非南海产品。三星堆出土的象牙，鉴定为亚洲象的牙。亚洲象原产印度，在印、缅和中国云南最多。古蜀地区上古可能有大象，却无大批成群大象活动的记载，而三星堆仅两个祭祀坑就出土了整象牙六七十支，在1997年和2021年发现的祭祀坑中又有大量发现。如此之多的象牙，不可能取之于成都平原本土，应与滇、缅、印地区有关。以这些资料结合古代印度地区包括印度洋沿岸地区以白色齿贝为货币，而云南直到清代还大量使用这种贝币的情况分析，三星堆神权政体必定是控制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内外贸易路线，控制了西南夷地区的矿产资源，从而才可能为它辉煌青铜文明的出现奠定下丰厚的物质基础。
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西南地区发现直接为古蜀人所征服的考古遗迹，不过古代文献曾记载了蜀人两度大批南迁的史例，一为蜀王后代，一为蜀王子安阳王，并且考古学上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先秦古蜀青铜文化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可以表明古代蜀国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方国瑜先生在谈到古代蜀国与西南夷的关系时也说，西南夷是古蜀国的附庸。可以看出，古蜀对西南夷的控制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观念和技术的直接传播来影响西南夷各族，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权来统治西南夷各族，至少也是以强权作为强大后盾和暴力制裁的威慑力量的。
为了达到长久控制西南夷地区战略资源的目的，蜀王采取了使强权统治转化为宗教统治的策略，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三星堆古蜀王国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群巫的各式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次的人物像群，就体现了它对于西南夷所实施的“柔远能迩”政策的战略意图。而这一人物像群实际上表现出了一个庞大宗教集团的组织结构，通过把西南各族群巫的青铜人头像即各族君长的头像按一定程序加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将各地各族的宗教组织到古蜀的宗教体系当中，并使它们成为次级宗教。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宣称自己是西南夷各族宗教神权的总代表，另一方面又博得了西南夷各族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并在这个基础上使自己对西南夷的控制合法化。三星堆1号坑与2号坑在年代上相差百年以上，但两坑所出青铜人头像在衣、冠、发式上基本一脉相承，说明蜀对西南夷的控制是长久的，同时说明这个宗教集团的组织结构是稳定的，并且在一个时期中还有新的发展和扩充。
既然三星堆青铜雕像群表现了一个宗教化了的政治集团的大型礼仪活动，那么其内容丰富的各种礼仪形式就必然是为各地各族所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三星堆古蜀都城既是这样一个跨地域、跨民族的大型礼仪中心，那么它的强大凝聚力就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强权来维持，它对各地各族必须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中心，二是提供军事保护，三是通过蜀的转介，同中原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还，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器的部分矿料来自云南，看来就是通过蜀为中介从云南获取的，这也是蜀人控制了西南夷地区与中原之间贸易路线的证据。
由此看来，蜀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是各族之长而不是各族之君的关系，是群巫之长而不是群巫之君的关系，正如商王室是天下方国之长而非天下方国之君一样。
三、青铜神树：“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已修复3株，即1号神树、2号神树和3号神树。其中，1号神树高达3.95米，树干有三层九枝，各枝顶端站一欲飞的立鸟，树干有一条头向下的飞龙；2号神树座上铸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副虔诚的神树守卫者形象；3号神树的树枝包裹着金皮，果实柄部包卷着金箔，是一株典型的金枝，树枝顶端有两只人面鸟身的立鸟。不难知道，它们就是供奉在古蜀“天地之中”，供古蜀众帝“上天还下”的神树。
青铜神树上，有茂盛如锦的枝、叶、花卉、果实，还有飞禽、飞龙、铃等挂饰。从它们的形态看，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是古代著名的神树。《山海经·海内南经》这样说到“建木”：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其名曰建木。
《山海经·海内经》对“建木”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郭璞注释“建木”道：
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
建木所在及其功能，《淮南子·地形》说道：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高诱注释道：
众帝之从都广山上天还下，故曰上下。
高注于义虽然得之，但说“从都广山”则未达一间。众帝上天还下，是经由“建木”这种神树，而不是经由都广山上下，既然建木是众帝往返于天地之间的神树，那么它显然也就是登天之梯了，是天人之际的通道。都广在何处呢?《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这个都广之野，不仅名称与《淮南子·地形》所记载相同，而且草木亦合于《海内南经》等的记载。文中所说“都广”，《后汉书·张衡传》注、《史记·周本纪》集解等均引作“广都”，可见实为“广都”的倒文。杨慎《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从诸史《地理志》可见，广都正是在成都平原，为今成都市双流区境。这就是说，古籍中所载“众帝上天还下”的建木，就在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故土。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中部，出土的青铜神树在形态上大体与文献所说“建木”相合，而且因为用铜制成，枝叶中有铜制的铃，所以能够“呼而不响”。又因神树置于高高的庙堂之内，即使日当午时，也能够“日中无影”。并且，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又被称为“天地之中”。可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极有可能就是所谓建木，也就是蜀人的天梯。
《淮南子·地形》说众帝在都广建木上下于天地之间，这“众帝”便是古蜀王国的君长兼大巫师，即蜀国的神权政治领袖。
“帝”字在汉语古文字中有特殊意义。帝原本是一个祭名，后来演变成为天人之际的主神，殷卜辞中有“帝使风”“帝令雨”等辞例，表明帝凌驾于诸神之上的崇高地位。帝虽然不是被中原视为“左言”的蜀语，但《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是用汉人的语言文字记录的蜀人关于主神的概念。至于帝在蜀语中的音读，由于蜀语早已消失，无从稽考。
从《淮南子·地形训》来看，古蜀国的帝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基本功能是“替天行道”，为天神代言。而天神基本上是一个虚拟，既无实体，又无形象，只有意志，虽然神力无边，却须通过帝来传达意志。因此，在实际的宗教生活中，帝才是最重要的角色。由于这样，蜀王才借助于法器（神杖），施展法术（各种仪式），使自己扮演起帝的角色，俨然而成神权政治领袖。
三星堆古城为蜀王之都，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被称为“天地之中”，而青铜神树就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神树上的飞龙，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人面立鸟，则意味着神人借助于神鸟可以登天。在古蜀人的诸神当中，惟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高踞于群神之上。由于三星堆祭祀坑群的下埋年代不同，意味着三星堆不同的祭祀坑代表着不同的代系，而每一代都有各自高于群神的帝，故而所谓“众帝”，实为历代“帝”的总称。而帝与群神的关系，犹如众星拱月，是主神与群神的统率关系。这种关系，带有“神统”的结构特点，它是人世间“君统”结构的反映，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这个神统，又与三星堆青铜像中青铜大立人与其他雕像所形成的主从结构特点相一致，体现出三星堆宗教神权深刻、丰富和神秘的社会功能。
三星堆文化以青铜雕像群来体现和展示宗教神权的社会功能，这一图景为中国古代史上所仅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四、象牙：古蜀王国的祭祀礼仪
祭祀是某种结构的表现形式，不能把祭祀看作文化的本质。三星堆文化最令人惊异的是埋藏着大量青铜制品、黄金制品、象牙、玉石器、海贝等的祭祀坑。关于青铜制品的问题，本文已在前面讨论，下面讨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象牙，包括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关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来源问题，本文不拟讨论，本文关注的是象牙祭祀的文化内涵，为什么要用象牙作为不可或缺的祭祀仪式，象牙在祭祀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等问题。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80支象牙、120颗象牙珠等，其后在仁胜村墓地又出土象牙。2001年以来，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100余支象牙，同出有不少象臼齿，还出土大量由整支象牙切割成的短节象牙柱，以及象牙段、象牙片、象牙珠等。在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内的一件玉璋上，还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据《川观新闻》2021年3月21日报道，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的6座祭祀坑中，其中的三号、四号、七号坑都暴露出大量象牙，仅3号坑就已探明有120多根象牙。这些现象说明，商周时期，在古蜀文明神权政治中心的大型祭祀礼仪中，象牙祭祀盛极一时。
（一）祭祀形式
古蜀象牙祭祀有不同的形式，其中最盛大的是将若干整支象牙经“燎祭”后有序地铺陈在用于专门瘗埋祭祀典礼用品土坑内各种器物的最上层，其下为金、铜、玉器等物，三星堆1号坑、2号坑即是如此，而成都市金沙遗址11号、10号遗迹也是如此，但金沙遗址的象牙没有经过焚烧。这种现象意味着，古蜀的象牙祭祀，不论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有着固定的、程序化的规则和定制。进一步分析，透过这种固定的、程序化的规则和定制，可以看出三星堆政体和金沙政体具有共同的祭祀对象与内容，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连续性关系，而这种连续性所包含的垂直关系和平面关系两个层面，将会对于我们深入分析三星堆与金沙的各种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解。
（二）象牙祭祀的意蕴
再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K2②:149、150），它的双脚立于一方形青铜座上，而方形座的中部（座腿）是由四个卷鼻的象头组成的。这个象头座，应与立人手握之物有着密切关联。以此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分析，当可以再次证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所执之物是象牙，而不是玉琮。并且可以进一步说明，只有蜀王才有权力执整支象牙进行祭祀。我们已经指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象征，这个最高权力，是对古蜀族群及其王国而言。而蜀王手执象牙进行祭祀，则是古蜀王国政治与文化势力范围内各个地方性族群之长共奉蜀王为共同首领的象征。
至于为什么古蜀文明在祭祀仪式上如此重视象牙，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西南的生态条件中找到答案。古代中国西南地区至东南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地区，气候条件和生态条件适合大象的生存，是富产大象的地区，至今而然。在印度河文明的摩亨佐·达罗遗址，曾出土不少象牙制品，说明从最早文明的开始，人们就把象牙作为珍品。三星堆和金沙的情况同样如此，都是把象牙作为珍品来看待的。大象以其体量和性情等特点，成为这个区域内各个族群共同的崇拜和敬畏之物，而以象牙尤为珍贵。由于西南夷多以象牙为珍品，所以象牙在西南夷地区被各族奉为共同崇拜之物，并以此在文化上取得认同。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同时在蜀王作为西南夷地区各族之长的政治背景中，蜀王手执整支象牙，就意味着他取得了西南夷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手握了号令西南夷各族的权力。因此象牙被赋予了西南夷各族之长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成为号令西南夷各族权力的象征物。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众多发式各不相同的青铜人头雕像，是西南夷各族君长的象征，它们与青铜大立人的关系，正是蜀王与其文化和政治扩张所及地区的西南夷各地君长之间的主从关系。这种情形，与西周天子执髦牛尾以君临天下的现象及其文化和政治内涵有些类似，也与春秋五霸执牛耳以主中原诸夏会盟的现象。有着表现形式上的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文明中国王手执权杖的情形相似。可见，王者手握权力的象征物，这是世界早期文明史上各地文明古国的普遍现象，只是各文明古国王权象征物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三）象牙祭祀的内涵
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玉璋所刻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应是一幅写实之作，有可能刻画的是蜀王举行祭祀仪式时的跪祭形像，但也有可能不是蜀王跪祭，而是蜀人肩扛象牙前行即搬运象牙的形象刻画，这一类例子在古代近东文明的雕像中常常可以见到。
将金沙遗址10号祭祀遗迹玉璋上所刻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图案，联系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牙璋上所刻祭山图图案，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图案、神坛以及神殿立雕等分析，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在艺术形式尤其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盛行具有连续、成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图案，并以这些连续、成组的图案来表达其丰富而连续的精神世界，包括哲学思想、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如果把这些图案分类进行整理，并加以综合研究，以分析古蜀文明的艺术形式及其文化内涵，将是很有意义的。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与同一时期中原玉器和青铜器图案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涵有很大不同，而与近东文明艺术形式的某些方面有着表现手法上的相似性。这种情形，当可以再次证实古蜀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关系。商周时期古蜀文明这种富于形象思维的文化特征，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凝为传统，成为蜀人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商周时期古蜀文明有关文化和政治内涵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手法，则在后来的滇文化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继承、发扬和创新。
（四）象牙祭祀的衰落
从迄今为止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古蜀的象牙祭祀仅在商代晚期到商周之际的三星堆和金沙盛极一时，在三星堆1号、2号坑之前即殷墟时期以前，以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和西周中期文化层之后的时期，还没有发现古蜀盛行象牙祭祀的考古学迹象。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揭示出这样的结构关系：在族群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主体族群，是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一个族群或亚族群；在政治结构上，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的政治单位，是三星堆高级政体即以鱼凫王为最高神权政治领袖的古蜀王国内的一个次级政体。
春秋中叶以后，金沙遗址大大衰落，直到战国时期开明王朝定都成都，成都才再度繁荣，出现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葬墓地。从年代关系上看，商业街大型船棺葬墓地应与开明王有关，当为开明氏王族的墓地，而与春秋以前的历代古蜀王无关，并且其文化内涵也与金沙遗址不同，这就意味着金沙遗址是战国时期开明王以前的古蜀王国的遗存。但金沙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其主体为商周之际到春秋中叶，文化面貌大致上是有所传承而又有所演变的。与文献所记载的古蜀史迹相对照，商代晚期至商周之际的古蜀王是鱼凫王，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的古蜀王是杜宇，这一古蜀王朝的序列与金沙遗址的考古文化内涵大致上是相互吻合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其实并不是三星堆文化衰亡后迁徙而来所留下的文化遗存，而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的文化延续。换句话说，在作为商代古蜀王国首位城市的三星堆古蜀王都衰亡后，作为古蜀王国次级中心城市的金沙政体并没有同时消亡，它仍然在连续发展中延续着三星堆文化的余脉，但为时不长，就被杜宇彻底灭亡。所以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面貌与商周之际相比已发生了变化，而商周之际鱼凫王朝所盛行的象牙祭祀虽在西周早期有所延续，但西周中叶以后最终予以废止，消失不存，其原因当在于此。
五、丝绸的发现：蜀山氏、蚕丛氏、南丝路新证据
2019年以来三星堆丝绸痕迹和丝蛋白的发现，为历史文献所记蜀山氏、蚕丛氏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证据，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重要起源地和主要原产地，尤其是成都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就有嫘祖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起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代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繁缛的花纹，它的冠、服所表现的是蜀锦和蜀绣。2021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继首次发现丝蛋白后，又在八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残片上发现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尺寸为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研究团队在对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坑的纺织品残留做了排查，在放大30—200倍后，发现13种器类、40多件器物上都有丝织品残留，还在其中的青铜蛇上的残留发现了平纹之外的斜纹。这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不但三星堆的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已普遍存在，丝织工业达到很高水平，而且丝绸已经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同时还表明丝织业已是三星堆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成都交通巷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的蜀式青铜戈，内部纹饰图案以一身作屈曲蠕动状的家蚕为中心，四周分布一圈小圆点，象征蚕沙或桑叶，左侧横一桑树，蚕上部有表示伐桑所用的斧形工具符号。在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发掘的西周前期古蜀人弓鱼氏的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提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持续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战国时，蜀锦就已蜚声国内，销往各地，考古发掘中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等地楚墓中出土的精美织锦，就是成都生产的蜀锦，并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成都百花潭10号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铜壶上刻有采桑图，桑树分为大小两种，可能意味着已有野生桑树和培植桑树之别。这些图像都充分表现出古蜀蚕桑业的成熟性和兴旺发达。
2012—201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发掘的西汉2号墓内，出土4部蜀锦提花机模型，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其先进性独步于当时的中国纺织界，而其纺织技术应该是承先秦蜀锦而来。这对研究蜀锦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三星堆丝绸的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历代史籍均记载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称颂嫘祖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黄帝嫘祖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子女，嫘祖氏族与岷江上游蜀山氏（今四川茂县叠溪）通婚，促成了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由蜀山氏演变为蚕丛氏，从而引发了古蜀丝绸的起源和演进，在中国蚕桑丝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名称的变化表明，两者关系是前后相续的发展演变关系，也是生物学上的遗传变异关系，包含并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交替。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的转变，初步完成了蚕桑、丝绸的早期起源阶段，进入发展、传播的新阶段。其后，随着蚕丛氏从蜀山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推动了古蜀蚕桑和丝绸业的兴起和演进，成为中国蚕桑、丝绸业的主要原产地和丝绸生产基地之一。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冠冕和衣着所表现的蜀锦、蜀绣，以及新近发现的丝绸痕迹、丝蛋白、丝绸残片和数十件青铜器碎片上的丝绸残留物，可以说从一个重要方面证实了这种推想，并且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奥地利大学考古队在古埃及的一座金字塔内的一具木乃伊头发上发现来自中国的丝绸，年代约为公元前11世纪。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块中国丝绸的来源地究竟为何处，也不清楚它是间接传播的产物还是直接传播的产物，但无疑来自于中国。
虽然，在同一时期的中亚出现过中国商文化的一些因素，但是在西亚和南亚却几乎没有发现这一时期商文化的影响痕迹，倒是在中国西南古蜀文明地区却出现了印度古文明和近东古文明的因素，包括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发现的黄金面罩、黄金权杖和青铜人物雕像以及大量表现眼睛传播的各式青铜眼睛等文化因素。如果我们把在古埃及金字塔内发现的中国丝绸，与在中国四川三星堆文化中发现的丝绸及其与近东和印度的古文明因素相互联系起来看，是否反映了两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和丝绸的传播呢？
六、交流与互鉴
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与中原、长江中下游文明以及欧亚古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深刻内涵。三星堆青铜文化的许多因素采借于中原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文化，其中一些文化因素的来源还显示出与近东和印度古文明有采借和互动关系，同时三星堆文化也向周边区域做强劲辐射。博采中外文明的优秀因素，兼包并容的气度和走向世界的视野，铸成三星堆特色独具的高度发展的文明样态。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与同一时期中原文化相比，古蜀不论在青铜合金技术、青铜器形制还是青铜器组合等方面都自成体系，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着自身青铜文化的发展演变序列和进程，但作为中国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域文化，古蜀青铜文化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许多礼器如青铜尊、青铜罍、玉戈等就直接仿制于中原青铜器，即令是特有的青铜人物雕像，其衣着上的纹饰也多来源于中原文化，打上了中原文化的深刻烙印，表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吸引和影响。
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主体是大型青铜雕像群和黄金面罩、金杖，这是为中原文化所无而为三星堆文化所特有的，因此其文化来源应与中原文化无关，却与西亚近东文明有文化采借关系，而超过4000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则显示了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既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又与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共性，使它得以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中原和其他文化的优秀因素，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使其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充分表明了交流、互动和互鉴对于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至于进一步的研究，也还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才能从不同视角展现三星堆文明的全貌，以及对隐藏其后的关于政治结构、神权组织、宗教、意识形态、文化发展、演进、动力等等进行深刻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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